2026-05-11

这篇文章介绍了全球最神秘、也最赚钱的交易机构之一 Jane Street，重点解释它为什么能在 2025 年创下极高的交易利润，以及它的赚钱方式为何让普通投资者既依赖又不安。

文章首先梳理了 Jane Street 的背景：它成立于 1999 年，总部在纽约，规模只有约 3500 名员工，却凭借做市与量化交易在 2025 年实现了 390 亿美元级别的交易利润。它低调到几乎不公开接受采访，也没有典型华尔街公司的强层级结构，而是强调扁平化组织和极强的技术文化。

作者指出，Jane Street 的核心业务是做市商：在买卖双方之间提供报价、撮合成交，并通过极小的价差盈利。单笔利润微薄，但在超高频、超大规模的交易中会被放大成惊人的收益。其优势主要来自两点：一是早早切入 ETF 做市，建立了长期技术壁垒；二是依赖数学建模与速度，在多个市场之间寻找瞬时价格偏差并完成套利。

文章还强调，Jane Street 的招聘与华尔街传统金融机构很不一样，更看重数学、逻辑和概率思维，甚至会通过扑克等方式测试候选人的决策能力。它的内部文化也与交易逻辑高度一致：重视在不完整信息下做概率判断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经验。

与此同时，文章也讨论了监管和争议。2008 年金融危机后，传统银行受监管限制退出部分自营与做市空间，Jane Street 趁机扩张；但随着它在印度、欧洲乃至中国等市场的影响力扩大，围绕“做市与操纵的边界”也出现了更多质疑。文章认为，Jane Street 的成功说明市场需要流动性，但其盈利模式本身也建立在信息和速度优势之上，因此天然带有争议。

最后，作者总结，Jane Street 不只是一个赚钱很强的交易机构，更像是一套把数学、技术、资本和组织方式结合到极致的市场机器。它既是现代金融效率的代表，也折射出当代市场中普通投资者、机构与监管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关系。

文章围绕一个历史假设展开：如果儒家主导的“家国同构”秩序失灵，佛教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取代儒家，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。

作者认为，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深，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曾经扩张到社会生活、思想文化与政治象征的多个层面，但它的核心关切仍是“解脱”而非“组织社会”。佛教可以安顿人心、解释苦难、塑造慈悲伦理，也能为王权提供神圣性，却很难直接承担税赋、兵役、基层治理、家族秩序和官僚行政这些国家运转所必需的功能。

文章提出，若儒家整合能力崩塌，最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佛教国家，而是三种不同走向：

1. 宗教化的碎片秩序：寺院网络扩张，承担救济、超度、地方整合与精神安顿功能，但社会整体会变得更碎片化。
2. 政教合一的佛教王权：在强王权与制度改造条件具备时，佛教可能成为王权合法性资源，形成类似佛教护法王的国家形态，但条件极苛刻。
3. 新的世俗组织原则：从更长时段看，真正取代传统秩序的往往不是另一种宗教，而是现代民族国家、法律、学校、市场与政党等制度化组织原则。

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真实历史没有走向“佛教国家”，而是走向宋明理学：理学并未简单排斥佛教，而是吸收佛教的心性修养技术，把“明心见性”“去执”“内在觉悟”等资源重新安放回儒家的家国伦理中，使佛教的出世方向被改造为入世修身的工具。这样，佛教被消化为儒家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成为国家底座。

最后，作者总结说，一种思想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，不能只看精神深度，还要看它能否组织社会。儒家的优势在于把家庭、教育、官僚、伦理和政治连成系统；佛教更擅长安顿心灵；现代性则提供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。文章借这个思想实验强调，文明之间真正的竞争，表面上是教义之争，深处其实是“谁能组织社会”的竞争。

这篇文章围绕“意识从何而来”展开，提出一个核心观点：意识并不是大脑“无所不能”时自然产生的结果，而恰恰诞生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。作者认为，正因为人脑无法把外部世界完整复制到内部，才必须通过选择、压缩、整合与建模，构造出一个带有个人偏好的“主观世界”。

文章首先强调，意识的起点是主观性。所谓主观性，不只是“每个人感觉不同”，而是每个主体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世界。作者把这种主观体验理解为一种内部要素彼此约束、动态耦合的复杂系统：大脑并不是模块简单堆叠，而是在神经振荡、前馈—反馈回路、跨区域同步等机制中形成一个持续自洽的整体。只有这种“统一视角”存在，主体感才可能出现。

接着，文章提出更反直觉的判断：主观意识的根源不在于认知资源充足，而在于资源不足。因为资源有限，大脑必须做选择、分层、抽象和重构，不能无差别地处理一切输入；也正因为如此，系统才会形成内部模型、先验偏好和结构化解释。若一个系统真的能毫无成本地理解和处理全部信息，它反而不需要选择，也就难以形成我们熟悉的“意识体验”。

文章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主观体验。作者认为，差异不仅来自基因和环境，也来自大脑作为复杂系统的动态特性：微小的初始差异会被不断放大，不同个体会在相同输入下生成不同的内部模型。意识因此不是被动接收现实，而是在有限资源中主动建构一个“主观宫殿”。

在理论层面，文章把这一观点与整合信息理论（IIT）、全局工作空间理论（GNW）以及预测加工/生成模型等主流意识理论联系起来，认为这些理论虽然路径不同，但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点：意识依赖于信息整合、动态耦合和主动建构，而不是单纯的信息堆积。

文章最后指出，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有限性困境：信息越多，主体越需要依靠模型和筛选来维持自我；而如果认知系统被技术彻底增强到接近“全知”，主体感反而可能减弱。作者因此总结，意识是有限性、复杂性与建构性共同作用的结果——它不是“全能”的副产品，而是在限制中闪耀出来的主观光芒。

这篇文章从“看不见的腾讯”切入，重点分析腾讯真正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一面：其庞大的投资组合，以及这张万亿级资产负债表如何重塑公司的长期战略。

文章指出，外界往往更关注腾讯的微信、游戏、广告等显性业务，但腾讯 2025 年报中的投资组合账面价值已接近万亿，在总资产中占比接近一半。对腾讯来说，投资不只是财务回报工具，更承担着战略防御、业务赋能和生态卡位等多重作用，是理解腾讯的关键维度之一。

作者将腾讯股权投资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：

1. 2011—2018 年的移动互联网扩张期：腾讯通过流量与资本双轮驱动，重仓京东、美团、拼多多、富途等项目，既获得高额财务回报，也放大了微信支付等生态能力。
2. 2019—2023 年的收缩与兑现期：在反垄断和行业红利见顶背景下，腾讯开始减持部分非核心资产，转向更聚焦的投资策略。
3. 2024 年至今的 AI 与硬科技转向期：腾讯开始明显向大模型、算力、芯片、先进制造、创新药等方向倾斜，试图为下一代技术周期布局。

文章还通过多个案例说明腾讯投资的打法：它倾向于长期持有、深度协同、精选标的，而不是短期投机。无论是京东、美团、富途，还是燧原科技、智谱、MiniMax、摩尔线程等项目，腾讯都在用资本结合场景、云服务和生态资源，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。对于一些项目，腾讯获得了极高回报；对于少数项目，也会出现浮亏，但整体成功率相当高。

最后，文章总结称，腾讯的投资版图更像是公司的“战略雷达”和“未来保险单”。在互联网红利逐渐见顶、AI 竞争重新加速的时代，这张看不见的投资清单，正在悄悄决定腾讯还能走多远、下一轮增长从哪里来。